从我捡起那块表的那天起，它就夺走了我死亡的权利！到如今，已整整八年！八年前他劝我买下它，说你看这表，金色的，做工多精致呀。我在路上边走边兴奋地将表调成当时的时间，满心欢喜地按下了表冠。然后人行道上一块该死的凸起绊倒了我。表飞了出去，摔在地上。那时我根本不知道，这区区一跤会带来什么。
起初我什么都没注意到。我已经老了，早就做好了和妻子一起安息的准备。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拖过去，我膝盖上的酸痛再没有加重过。我想，不过是走运罢了，但这"运气"一桩接一桩地来。心脏不再衰弱下去，腰也不再变得佝偻。我从来不是什么特别健康的人，可我也从此不再变得更差了。当时我想，也许是上帝可怜我，赐了我一点恩典罢。
但我错了。
后来妻子病倒了。我照顾她，每个好丈夫都会这么做。我们坐在一起，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，而我的身体毫无变化。太明显了，我们谁都没法假装看不见，但谁也不肯开口提。我们就那么并排坐着，互相摸着手背，不提那个堵在喉咙里的真相。我拒绝丢下那块表，甚至不敢再尝试操作它的机关，我怕它还会对我、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更恶毒的事。
然后她死了。是在睡梦里走的，没有受罪，我每一天都感激这一点。但我也每一天都在心里怨自己。她下葬那天我哭了一整天，又哭了一整夜。不是因为她的苦终于受完了，而是因为我永远不能再跟她走了。我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人，没了！我翻来覆去地想她牵过我的那只手，想她蹲在花园里回头对我笑的那个午后，想她在厨房切菜眯着眼睛哼的那些小调。然后一阵恐惧涌上来：这些也会消失的。我能感觉到它们在消失，像沙子从指缝里淌走，我攥不住！我的灵魂绝望地呼喊着死亡，但这具身体像个地狱，永远不肯放我走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遇见那个钟表匠的大楼前。我想，要是能求他把表修好，这诅咒也许就解除了。可是命运没有这么讲理。那栋楼已经不在了，原地立着一家铺子——是我小时候常去的一家糖果铺子。几十年前就该倒闭了。它为什么会还在这里？店主早就死了，都死了大半辈子了。铺子关门以后楼一直空着，后来那个钟表匠搬进来重新开了张。不久后警察就封了那栋楼。为什么封的，我问了几十年，没人给过我答复。
葬礼冷清得可怕。牧师在葬礼上用甜腻腻的声音念悼词，铁锹一铲一铲把土拍在棺材盖上，全是些没什么用处的声响。我已经没有眼泪了，我只是累。没有一个人来送她，我妻子生前帮助过那么多人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！一些人有借口，他们享有了先死的奢侈。另一些人呢？他们仅仅在坟地外面远远看了一眼那个站在老妇人坟前的老头，就别开眼睛走了。我把拳头攥得骨节咯吱作响。我本该躺在她的身边，却被夺走了这个权利。凭什么？就因为一时兴起买了块表？就因为走路绊了一脚？这些罪就这么大，大到上帝要诅咒我永世不得安宁，罚到我终于学会好好看路？
葬礼后我找了牧师，我问他，要是你被剥夺了进天国的权利，你怎么办。他笑了一下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一个字："时间不会停，也永恒不灭。我们跟它一起走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停下来休息。你的时候还没到，但它会来的。等它来了，你会和其他信众一样被迎进天国。"
我的信仰早就不剩什么了。牧师是好意，但那些话没有安慰到我。相反，它在我心里点了一把火。时间不肯看见我，它把死的恩惠分给了世上所有别的活物，偏偏绕开了我。那好，那我就逼它看见我。唯一的线索是这块表，寻找制作者毫无结果。但我很快想通了，能修表的，不只有那一个人。塞缪尔·莫尔斯最近发明了电报，但其他人仍然能制造和修理电报。我只是住在纽约州北部的小镇，而外面有的是城市，挤满了人，全世界到处都是钟表匠。对一个人而言不可能全部找遍，太多了，需要花不止一辈子的时间。而我恰好没有这个困扰。
于是我沿着东海岸南下，找遍了纽约市的钟表店，一路向南。他们全都说着一样的话：这表太复杂了，零件太多，根本不可能全部塞进这么小的壳子里。"修不了的。"然后是墨西哥，我学会了西班牙语，走遍整个墨西哥、中美洲、南美洲，只为听到同一句话，只不过换了一种语言。我拖着疲惫的步伐前往巴西的码头，一句一句地把葡萄牙语捡进耳朵。一切都泡在雾里，日子和日子粘在了一块儿。有时候回过神，发现整整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，而我一无所获。那种临死前裹住我和我妻子的厚重沉默又裹住了我，我快要撑不住了。我走遍半个世界，却什么都没真正看见。我的身体还站在那里，但我早就不再活下去了。我的心灵已经凋亡，身体却拒绝。
我行尸走肉般登上了一艘去欧洲的蒸汽船。真是新奇，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一生能看见这样的东西。等我站上了甲板才忽然明白过来：它不属于我这一辈子，我根本就不配看见它，几十年前我就该埋进土里了。我还是站在那儿，看着无尽的大海，在看我不该看的奇迹——那些我妻子永远看不到的奇迹。她在我的胸口留了个洞，直到今天我按一按那里，还是空的。
有人注意到我了。从葡萄牙开始，一种被谁盯着的感觉几乎每天折磨着我。只有在完全封闭的房间里才能感到安全，可哪怕窗帘只掀开窄窄的一条缝，我就心跳加速，手心冒冷汗。这究竟是一个人活得太久太久，脑子自己长出来的病症？还是真的有可怕的东西在追我？
我开始用假名四处走动，抛下假线索。有时有能甩掉这种感觉，有时更糟。可这趟求死的路我没有停过。每一家钟表店，每一个钟表匠，西班牙，英国，意大利，一路都是那句"修不了的"。我已经准备买去南斯拉夫的船票了。然后一场对话打断了一切，把我扔上了回纽约的船。
那天早晨，意大利，一家很小很小的咖啡馆。天亮没多久，天气很好。我正看着日出，服务员过来问我喝什么。点好饮料后，她注意到的婚戒，说她将来也想结婚。我和她说："结婚不应该急于求成，要和你最亲近的人一起变老，然后幸福地死去。"我说了妻子的事。她低下头，很轻地说了一句哀悼的话。
然后她抬起头，像是用眼睛问我："你的妻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"
我张开了嘴，整个人定在那里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。我发了疯一样在脑子里翻找，翻遍脑子里正在褪色的画面。她的脸，她的声音，都在那里，那么清晰。可是 …她?…叫什么?…名字! 我每天早上叫她起床的时候喊的那个名字?她哭起来我抱着她一声一声喊的那个名字?她咽气以前我在她耳朵旁边喊了整整一夜的那个名字?我想不起来了……那个陪我走了大半辈子的人的名字，在一个陌生的国家、一个没有什么人的早晨、一杯还没端上来的咖啡前面，就这么没了！找不到了？像有把刀子在刮我的颅骨内侧刮了一遍又一遍，什么都没刮出来。
我把钱拍在桌上，疯了似的冲向最近的港口，又上了船，往纽约走。只有在快饿死、快渴死的时候才停下来歇口气。等终于回到镇上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死了，比我死得干净。房子垮了，路上的石板裂了。我沿儿时跑过的路看去。那些我和她牵着手走进去过的店铺，那片漂着野鸭子的池塘，我跪下向她求婚的那片池塘——就是那里，我单膝跪下，掏出戒指，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。池塘还在，水还在，鸭子还在。可名字，我想不起来了……声音，在一点一点地散掉；脸庞，在一点一点地糊成一片。
我踩着烂泥路走回墓地的时候，一切忽然都想通了。人的脑子根本就不是为活这么久造的，它受不这么多的日子。一个孩子的童年会忘，成年的一切也一样会忘。墓园的铁门吱呀打开，在我身后吱呀合上。我在心里想，现在到底是哪一年？头一个冒出来的年头是1860，然后我站在杂草丛里认真地想了一遍。不对，是1926年。我已经活了一百多岁了。一百年了。
然后我看到了她的碑。时间已经丢下我，自顾自地往前走了很远很远，碑上的字被风蚀得只剩下她去世的年份：1834年。九十二年了，一个人跪在这死掉的小镇里，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，不会有人记得我了，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命？
我在她坟前坐了很久。我不饿，我不渴，我不在乎。不知道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多久。我低头看腕上的表，伸过手去拔表冠。手指快拉断了，它终于松开了。我猜是某一个钟表匠拆开重装的时候装错了。我把年份拨到1834，这样我就再也不会忘记她死在哪个年头了。然后我撑着膝盖站起来，一滩泥绊住了我的靴子。我往前一栽，两只手撑在地上，摔倒时表冠被推了回去。
我倒在地上，低头看自己撑着泥地的那双手。是一双老人的手，起了斑，青筋凸在皮下，骨头一节一节看得分明。我坐起来的时候发现衣服太大了，像借了别人的身体在穿。心脏沉得很，像有块石头在里面往下坠。我转过身，一个年迈的老人，面对妻子快要被泥巴吃平的墓碑。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念头：是她，是她的魂灵在这个下午绊了我这一脚。她等了我八十多年，终于等到我回到这片土上，她要教会我怎么用这块表，怎么回家。我仰头看着天。这是主的安排吗？写到这里的这一刻，我还是不能确定。
我挣扎着走回了旧居。有人曾搬进去过。在我满世界找钟表匠的时候，别人住进了我们两个的家。旧东西几乎没有剩的。我在墙角那块破了洞的墙板后面，摸到了我的旧日记本。两枚订婚戒指安安静静地躺在纸页中间，一个世纪前我亲手藏进去的。我从书房找出一支铅笔，一步一歇地走到客厅。一把旧椅子在我这具老骨头的重量下面嘎吱嘎吱地响，像随时会散架。我坐下来，开始写这一切。我不知道写给谁，也许就是写给那些这些年来，我看不见却一直在望着我的面孔。
我把表调到了2034年。到时候等表冠按下去，我就彻底老了，老到足够死去。但我还是没敢按。说起来实在可笑，我花了又一辈子的时间寻找死亡，真到了门口，却怕了。我只是想自然老死，在自己的床上，和所有普通人一样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想吧，兑现这件事，如果要靠按一颗按钮，那和将枪管塞进嘴里扣下扳机，又有什么分别？
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多久，才能终于有勇气和妻子团聚。大约也不会太久了，因为这几天我闭上眼睛，已经拼不出她的脸了。我就剩这一点东西了。我不能忘得更多。我已经忘得太多了。
